一、研究背景
目前，公共政策的爭論范圍主要集中在三個主要的領域：疫情、經(jīng)濟復蘇以及氣候變化。伴隨著各種行動遏制疫情擴散，全球政策制定者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推動經(jīng)濟復蘇。同時，自2015年巴黎氣候協(xié)定以來，綠色債券市場的急速發(fā)展已經(jīng)重塑了金融市場。特別是在當前形勢下，也并沒有徹底改變綠色債券的增長勢頭。全世界多數(shù)國家都達成一個共識：目前對政策制定者的挑戰(zhàn)是如何在疫情后經(jīng)濟復蘇過程中，同時推動綠色轉型以應對氣候變化，特別是達成巴黎氣候協(xié)定將全球平均氣溫上升的幅度控制在2℃以內。因此本文嘗試建立一個統(tǒng)一的兩部門DSGE框架來探究財政與貨幣政策對環(huán)境目標的影響。本文把研究重點放在“綠色經(jīng)濟政策”，包括綠色貨幣政策(如“綠色量化寬松”)及財政政策，以應對溫室氣體排放。所以本文主要回答以下幾個問題：
(1) 什么類型的復蘇政策能夠盡量不刺激污染排放？
(2) 實施這些政策的資金來源是什么？
(3) 各經(jīng)濟主體的行為如何受這些政策的影響？
(4) 是否存在最優(yōu)的政策？
(5) 低碳轉型是否會在短期內降低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
二、模型設定
本文基于DSGE框架研究綠色經(jīng)濟政策，代表性家庭的效用由勞動和消費決定，家庭會同時消費綠色和非綠部門的產品，也同時為兩部門提供勞動，消費和勞動各自是不完全替代的，且家庭消費綠色產品會得到政府補貼。家庭擁有銀行，當銀行(有一外生固定的概率)破產，家庭會得到的返還為其凈資產。
本文的企業(yè)部門為一個兩部門(綠色低碳部門和非綠色部門)模型。政府的疫情紓困會促進兩部門的就業(yè)，同時也要兼顧巴黎氣候協(xié)定的目標。兩部門的都企業(yè)的生產投入要素包括資本與勞動。只有非綠色部門會排放污染(溫室氣體)，其全要素生產率會受環(huán)境污染(溫室氣體)水平的損害(基于Heutel, 2012形式)，企業(yè)可以通過支付一定成本減排，總的污染排放包括國內的非綠色部門排放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排放量，政府的環(huán)境政策為對非綠企業(yè)的排放征收碳稅。綠色部門的企業(yè)部門形式與標準RBC模型設定一致，且綠色企業(yè)會得到政府的利息補貼以降低融資成本。
銀行部門接受家庭存款，并向企業(yè)提供貸款。由于銀行有固定的概率破產，則企業(yè)的價值為其續(xù)存價值和清算價值(凈資產)的期望，銀行可能從其資產中轉移一部分價值，因此銀行的續(xù)存條件為其期望價值不低于其可能被轉移走的資產價值。銀行部門的資產包括兩部門的貸款，以及政府債券，這些資產之間存在不完全替代的關系。非綠部門的貸款會被征收隱含的碳稅。中央銀行可以通過“綠色量化寬松”的政策向綠色部門提供額外的融資。
全部公共政策包括向家庭部門征的工資稅、碳稅、向綠色部門的利息補貼，以及綠色消費品補貼。
三、動態(tài)模擬
首先，本文模擬實施一個強度為1%GDP的綠色量化寬松，此時會增加綠色部門的貸款，這相當于增加了對綠色產品的市場需求。因此，綠色產品的相對價格提高，抑制了消費需求，此時會使得向綠色部門的貸款變得更昂貴，因此銀行向綠色部門的貸款利率會上升。如果提高1單位的碳稅，則會立即降低排放及環(huán)境溫室氣體含量，這對非綠部門的全要素生產率有改善作用(污染的負外部性減輕)。此外，碳稅會降低綠色部門的相對生產成本，對綠色部門的貸款收益會上升，進而提高綠色部門的貸款，從而提高綠色部門的產出。如果向銀行的非綠色信貸征收(隱含)同等強度的稅，效果與對企業(yè)征碳稅結果相似，但后者政策效果更強。因此，對銀行實施綠色經(jīng)濟政策，能夠促進綠色部門的擴張，但效果往往是相對不足的。
在不同的綠色財政政策的效果比較方面，政策工具包括對企業(yè)的碳稅、對銀行非綠貸款的稅以及綠色消費補貼。相比較而言，綠色消費補貼對提高綠色部門的消費與降低非綠色產品的需求效果最強，對企業(yè)的碳稅次之。
其次，在綠色復蘇的背景下，分別對靈活工資和固定工資(與法國的現(xiàn)實吻合)進行分析，本文用正向技術沖擊來刻畫疫后經(jīng)濟恢復過程。在面臨正向技術沖擊下，非綠部門的擴張效果更強，因此會導致綠色產品相對價格上升、需求下降，從而提高污染。此時在各種政策中，碳稅的減排效果最明顯。而在面臨工資剛性情況下，碳稅會提高總消費，從而可能改善家庭福利。而綠色量化寬松在靈活工資和固定工資下表現(xiàn)不一致，在靈活工資下，綠色量化寬松政策幾乎無效，而在固定工資下對綠色部門的貸款提升很大，對降低排放方面效果很弱。
再次，本文給予消費偏好與福利分析對各種政策的有效性進行分析。在正向技術沖擊下，政府實施綠色消費補貼政策，當消費者對綠色產品的偏好度越高，綠色消費補貼政策越能提高綠色消費與總消費，以及帶動綠色部門的擴張。但隨著偏好度進一步提高，這種對政策效果的“邊際改善”會降低。而在福利效應分析方面，碳稅與綠色量化寬松政策總是會降低福利，消費者綠色偏好越高，則這種負效應越弱，這是因為綠色量化寬松會提高綠色產品的相對價格；綠色消費補貼與非綠貸款稅則相反，在消費者綠色偏好比較低的時候，綠色消費補貼與非綠貸款稅能改善居民福利，當消費者綠色偏好足夠高時反而會降低居民福利。因此，在綠色消費意識比較低的情形下，對非綠部門貸款征稅以及綠色消費補貼是一種更好的選擇。
最后，本文先對靈活工資和固定工資進行敏感性分析，發(fā)現(xiàn)綠色量化寬松和碳稅在靈活工資下更有效，這是因為靈活工資下非綠部門工資下降，綠色部門上升，促進了家庭勞動選擇和消費偏好的改變。而在對非綠色貸款進行征稅及對綠色貸款補貼的效果對比上，綠色貸款補貼的效果總體要弱于對非綠貸款征稅。當假定任何一個企業(yè)都可以把其融資投資一部分在綠色產品和非綠產品生產，在綠色量化寬松政策下，當企業(yè)部門投資更多綠色資本時，綠色量化寬松對綠色部門的負面效果要更明顯。這意味著綠色量化寬松會因為提高了綠色產品的相對價格而產生負面效果。
四、結論政策啟示
首先，本文發(fā)現(xiàn)綠色量化寬松對綠色行業(yè)不利。直接對非綠部門企業(yè)征收的碳稅是減少污染的最有效工具。碳稅、對非綠貸款的隱含稅和綠色消費補貼等工具都對綠色部門有利。對銀行非綠貸款征稅比對綠色貸款的補貼更有效率。
其次，綠色經(jīng)濟政策對綠色部門的邊際效應取決于消費者的偏好。即當消費者開始養(yǎng)成購買綠色商品的習慣時，邊際效應最為明顯。然而，當綠色商品的偏好逐漸提高時，綠色政策的邊際效應仍然是正的，但會降低。因此，綠色貨幣和財政政策應當與推廣綠色消費習慣、培育綠色消費意識進行搭配，以改善政策效果。
此外，若綠色產品與非綠產品的可替代性越高，環(huán)境政策效果會更好，因此政府應當提高綠色產品的可得性，使得消費者更容易選擇綠色消費方式。
原標題：文獻分析 | 綠色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誰更有效？